浪莎卷入涉传漩涡 民营扩张“困”在义乌？

　　谈及周晓光，其母黄仙兰表示，“我女儿走路走得太快了，她很想做大的”。其实，从2004年虞云新力主新光集团收购浙江万厦地产开始，过快的多元化扩张就已经将他们推向危机的边缘。
　　无独有偶，浪莎涉嫌传销、剑走偏锋，三鼎控股深陷债券危机，也是根源于多元化，而从主营小商品批发零售到不顾一切的跨界转型，似乎又是一个义乌民营企业向前发展的必然之举。追根究底，义乌的小商品经济正面临瓶颈。
　　新光集团2016～2017年财报显示，两年间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从2016年26.36%下降至11.19%。这种情况在义乌并不罕见，有数据统计，2017年义乌115家规摸以上服务业企业中亏损企业达到40家，亏损面为34.8%。成本和费用的增加，挤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，所以，企业经营压力加大，便不得不谋求业务转型。
　　但可惜的是，义乌大型民营企业的转型之路大多都不顺畅，诸如新光、三鼎、浪莎等行业巨头也因此背负债务或是名声尽毁。
　　这是偶然吗？未必。
　　一则，义乌做大的民营企业多是家族管理，新光集团以周、虞两姓为核心的大家族核心成员多达30多人，且他们均在新光集团及关联公司中持股或任职，浪莎、三鼎更是如此，丁氏、翁氏三兄弟连股权分配都极为平均，公司大小事宜皆由家族成员共商。
　　家族氏企业并非不稳，但在日新月异、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经济影响下，其弊端越发暴露，尤其是他们多元化的业务扩张，和互联网巨头的扩张速度及战略相比逊色许多。
　　2010年浪莎集团曾宣布进军光伏产业，然而两年过后这种盲目追随高新行业的投资失败；织带行业产能过剩后，三鼎一面大张旗鼓进军房地产和高档酒店业务，一面又办起了小额贷，而2015年又开发了“未来养生休闲”项目。且不说这些项目与主营业务有何关系，关键是公司看似并没有做酒旅、金融的根基，贸然进入必然面临激烈的竞争。

　　二则，新光、三鼎的危机爆发都来自债券。Wind显示，2019年至今，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依然频发，违约规模目前已达1179亿元，违约债券只数超过了2018年。而在违约主体中，民企还是重灾区，尤以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地区的企业最具代表性。
　　以三鼎控股为例，三鼎控股曾涉及“互持型结构化发债”模式导致巨亏，并牵涉出私募“代投”利益链等问题，部分个人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投资并卷入该事件。
　　丁志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说过，“我最初的成长来自于鸡毛换糖，我原始资本的积累来自于小商品市场，我的企业根基扎在义乌市场”，然而现在他和周晓光一样，都辜负了这座城。
　　数十年来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直长盛不衰，即使受移动互联网冲击，其在电商产业甚至是整个零售市场上的根基也很难撼动，不过，随着新光、三鼎、浪莎接连遭逢变故，它正在失去那些曾经最为亮眼的“星星”。